中新社北京2月17日电 题:大卫·弗格森:如何向西方准确传递中国政治话语?

  作者 陈婧涵

  将“加强党的建设”直译为“Party Building”,是否会让外国人误认为中国在推介“派对场地”?西方掌控国际话语权的大环境下,如何展现中国的真实面貌、国家精神,将中国声音准确、有效地传递给外国受众?应对西方媒体的污名化,采取哪些做法是有效的?

  中国外文局资深英文编审大卫·弗格森(David W. Ferguson)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结合其十余年来从事中国政治话语英译审校工作和对外传播工作的亲身经历,对上述问题作出解答。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西方国家对中国事务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但这一过程中也伴随着曲解、误解。为何中国的相关信息时常遭到误解?

  大卫·弗格森:将西方的行为称作“误解”是不对的。

  误解能通过提供事实和解释得到解决。中国正身处西方媒体和政客有意展开的一场歪曲和污名化的运动当中,其目的就是敌对中国。这场运动源起于美国政客和媒体的鼓动。尽管从历史角度来看,美国坐拥全球领先地位的时间相对较短,但面对中国的快速发展,美国的反应就是要采取迅猛攻击,摧毁它所认为的“中国威胁”,而不是寻求和解与合作。其他西方国家则是跟在美国之后。在涉华议题上,部分西方媒体并未呈现真实的情况。

  中国需要认识到,想要解决这一问题,给出更好的解释是无用的。操控这场运动的美国等西方国家不想要中国展现出真实模样,并且他们能够封锁以及歪曲中方的信息,因为国际话语权就掌握在他们手中。

  中新社记者:如您所言,部分西方媒体经常会对中国政治话语进行“误译、乱译、恶译”。在应对这种刻意对华曲解时,采取哪些做法是有效的?

  大卫·弗格森:在明白西方媒体正在国际舞台上开展行动,故意歪曲和污名化中国这一事实后,我认为应对这一局面的最好办法就是增加对非正式话语,也就是对软实力的建构,直接与英语受众沟通。

  比如,中国可以通过电影同西方民众直接沟通,电影能够直达受众,无需遭受政客和媒体的歪曲。中国能拍出主题非常宏大的电影,献礼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的《我和我的祖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中国应继续将官方发声作为其正式话语,同时也应推广非正式话语,从情感的层面让西方民众获得共鸣。

2019年9月30日,美国旧金山湾区华侨聚集到戴利城,参加影片《我和我的祖国》旧金山首映礼。中新社记者 刘关关 摄

  中新社记者:面对对中国不甚了解的外国受众,怎样让他们更好地理解中国的政治话语?将中国政策及相关概念传播出去的难点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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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卫·弗格森:跨语言的翻译政治话语传播,最重要的是传递信息,而不只是翻译文本。

  比如,中国政治话语中常出现“科学”这个词,它一般被直译成“science”(英文中“科学”的名词)或是“scientific”(英文中“科学”的形容词)。但在英文中,“science”这个词是指自然科学,中国政治话语中的“科学”显然不是这个意思。对“科学发展观”的翻译就很值得探讨。“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发展战略中的一个重大调整,是从单纯的经济发展转型到一个将经济、社会、环境等因素综合考虑的协同发展战略,但若译作“the Scientific Outlook on Development”就难以精准表达这一战略的真正含义,外国人听了会觉得这是一项技术项目,是关于物理化学的。这就使得中国失去了将一项重大战略调整真实准确传达给世界的机会。

2012年11月,在北京展览馆举行的 “科学发展、成就辉煌”大型图片展览吸引参观者。中新社发 张家瑞 摄

  中国的很多政治话语是概念化的、抽象的,因此需要译者对其进行解构,将概念之下的具象含义传达给外国受众。其中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翻译——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这一思想是由一系列发展观与政策组成的、长期存在并不断发展的重要思想,翻译时必须用词准确,以传达出其深远意义。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官方固定译文,但对“新时代”一词,最初的译文是“in the new era”,不过这一译法可能会让外国人误解为“新时代”是由外部力量施加给中国的,中国是在对此做出反应。最终经过谨慎斟酌,大家一致同意将“新时代”译为“for a new era”:通过将介词替换为for,以及将定冠词the替换为不定冠词a,就能够准确传递出中国是在引领和主导“新时代”,这才是与原文相一致的内涵。

2019年10月1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图为群众游行中的伟大复兴方阵。中新社记者 富田 摄

  相反地,将“加强党的建设”翻译成“Party Building”(party取“政党”义,building取“建设”义)就非常糟糕。“加强党的建设”是中国政治话语中常提到的,但如果把“Party Building”说给不了解中国政治话语的西方受众,他们第一反应是你在推介一个能带孩子去开生日派对的场地(因为party常用义为“派对”,building常用义为“建筑”)。综上所述,“加强党的建设”最好被翻译成“strengthen the party”。

  中新社记者:对外传播中国政治话语时,如何让中国的话语体系转变为国际化语言?中国政策及相关概念在外译过程中一般会带来哪些理解上的偏差?如何避免这种偏差?

  大卫·弗格森:英语就是国际化语言,因此中国需要让其话语通过英语得到理解。80年前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期间曾发表《反对党八股》,文章中毛泽东对中共的一些写作风格进行了批判。

  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也曾在“之江新语”专栏发表系列短论,其中也提到好的文风应该是开门见山、直截了当、讲完即止,用尽可能少的篇幅,把问题说清、说深、说透,表达出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容。

  中国政治话语的对外传播需采纳这些忠告。如“两个坚持”“三个代表”“四个自信”,翻译成英文就是the Two Upholds,the Three Represents,the Four Confidences,这都让外国民众摸不着头脑,也更无从知晓其重要性和深刻内涵。

2017年7月16日,江苏省淮安市万达广场上的“四个自信” 巨幅标语。中新社发 周长国 摄

  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理解壁垒的存在,不要再把英文与中文原文保持一致作为重点,而是要将重点放在用英文译文传达出外国民众能够理解的信息上。最好的办法就是不断提醒自己“说英语的人会如何表达这个意思”,而不是纠结于“我们应该如何把中文原文翻译出来”。

  中新社记者:如果说翻译的过程也是一种跨文化交流过程,是否能够通过中国政治话语外译,在一定程度上纠正西方对华偏见?

  大卫·弗格森:在我看来,这些都源自文化差别,无关翻译,但我认为译者们需要在传递中国政治话语时担当更加积极的角色。

  相较于其他翻译工作,政治话语翻译更需要体现创造力,因为政治话语本就更艰涩难懂,因此译者们应当学习如何解析政治话语中传递的信息,而不仅仅是翻译文本本身,甚至还要能进行一些创造性的改写。这是西方媒体歪曲和污名化中国的大环境下,纠正西方公众对华偏见的一种方式。(完)

  受访者简介:

  大卫·弗格森(David W. Ferguson),中国外文局外文出版社荣誉英文主编,英国籍资深专家,《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二、三卷等领导人著作,《中国共产党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伟大实践》《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中国的全面小康》《中国的民主》等政府白皮书,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与行动价值》等重点图书英文版翻译改稿人,荣获中国政府友谊奖、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

【编辑:苏亦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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