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环球客户端:一位在场者誊写的土耳其革命:非学术著作的长与短

admin 1个月前 (06-11) 社会 4 0

关于近代以来土耳其的变化,海内最近不乏译介之作。对照有代表性的,如悉纳·阿克辛(sina Aksin)《土耳其的崛起(1789年至今)》(社会科学文献出书社,2017年);尤金·罗根(Eugene Rogan)《奥斯曼帝国的衰亡:一战中东,1914-1920》(广西师范大学出书社,2017年)和西恩·麦克米金(SEan MCMeekin)《奥斯曼帝国的终结:战争、革命以及现代中东的降生,1908-1923》(中出书团体,2018年)。查尔斯·罗登·巴克斯顿(Charles Roden Buxton)的《土耳其革命:1908-1909》在2020年头由华文出书社推出。这不是一本严酷意义上的学术著作,却从另一个角度提供给读者差别内容

近年海内出书的关于土耳其的相关译著

革命靠山: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统治

1876年8月31日,时年33岁的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继位,最先长达30年的统治。12月23日,他颁布了帝国宪法,并于次年3月19日召开内阁当选后的首次集会。这也意味着自1839年坦兹马特法律颁布以理由政府主导的现代化起劲到达巅峰。

1877年4月,在确保奥地利中立而且罗马尼亚准许其军队过境后,俄国向奥斯曼帝国宣战。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高举伊斯兰教的旌旗,宣布向俄国发动“圣战”。1878年1月,俄国军队直逼伊斯坦布尔城下。苏丹召开议会,但却未获得实质性的支持。借此,他宣布遣散议会,并接受俄国的息兵协议。凭据1878年的《柏林条约》,奥斯曼帝国失去了巴尔干半岛和安纳托利亚东部区域五分之二的领土和五分之一的人口,包罗高加索区域的三个行省——卡尔斯、阿尔达汉和巴统。此外,1878年塞浦路斯成为英国殖民地;1881年法国占领突尼斯;1882年埃及危急后也归英国。

奥斯曼帝国的统治正在日益走向溃逃,要求宪政改造的呼声则播下了种子。1889年,伊斯坦布尔军事医学院的学生提议了一个名为“奥斯曼统一协会”的组织,旨在要求苏丹恢复宪法。与此同时,艾哈迈德·里扎(Ahmet Riza)赴巴黎参加了法国大革命100周年的庆典,厥后成了巴黎支部的负责人。正是在里扎的建议下,该组织改名为“统一与提高委员会”。1896年的一次反政府行动失败后,大部门成员被流放到的黎波里。穆罕默德·塔拉特(Mehmet Talat)则与萨洛尼卡的“奥斯曼自由协会”取得联系,并在军队中生长相关气力。这其中包罗恩维尔帕厦(Enver PaSa),也包罗穆斯塔法·凯末尔。“青年土耳其党”的一代逐步形成。

1908年,马其顿发作叛乱。英王和沙皇就划分奥斯曼帝国欧洲剩余部门领土的问题杀青息争。苏丹任命的萨洛尼卡中央军司令和前往考察叛乱事宜的官员相继被杀。统一与提高委员会的革命由此提议。7月23-24日晚,苏丹宣布恢复议会,并在实际上恢复了宪法。在11月尾到12月初举行的议会选举中,统一与提高委员会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12月17日,苏丹召开了第一次议会集会。艾哈迈德·里扎当选为议长,但并没有实权。直到1909年2月,统一与提高委员会才加入政府事务。革命的突发性似乎喻示着其脆弱性。

就在这当中,保加利亚于1908年10月宣布自力;奥匈帝国吞并了波斯尼亚和黑山;克里特岛与希腊结盟。1909年4月12日和13日晚,伊斯坦布尔的第一团体军发动叛乱,神学院的学生和乌里玛随后加入到游行队伍中。他们要求恢复伊斯兰教法,重新改组内阁。苏丹赞成了反叛者的要求。统一与提高委员会的向导不得不逃离首都。马其顿的青年土耳其党很快组织了一支行动军,从萨洛尼卡开赴伊斯坦布尔。4月27日,奥斯曼上下议院再次召开集会,投票废黜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新任苏丹穆罕默德五世继位。

革命叙事:各色人物的形象谱

查尔斯·巴克斯顿的《土耳其革命:1908-1909》最主要的价值在于,它是由那时人以记者和考察家的身份留下的纪录。这在我们现在的中文著作是较少的。特别是,他以记者的怪异视角和在场身份形貌的人物形象,在填补历史资料的同时也厚实了我们关于那时事宜的熟悉。同时,我们也需要注重,巴克斯顿的这种在场人身份、记者的直觉式头脑、英国在该事宜中的利益等,使其与厥后的专业学术著作相比也有显著的不足。

《土耳其革命:1908-1909》

巴克斯顿(1875-1942)身世于英国的政治世家,他父亲曾担任南澳大利亚的总督。在哈罗公学和剑桥三一学院接受教育后,他曾到法国、远东、印度美国游历。1906-1909年间,他先后担任《自力谈论》(Independent Review)和《奥尔巴尼谈论》(Albany Review)的编辑。《土耳其革命:1908-1909》一书正是降生于这一时代。厥后,他历久致力于自由党和劳动党的政治。除此之外,他还著有《走向一个连续解决方案》(Towards a Lasting Settlement, 1915)、《战争与巴尔干人》(The War and the BalkaNS, 1915)、《战后天下》(The World after the War, 1920)等。

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无疑是这场革命中最为要害的人物。革命的一个意外结果是,通俗民众可以进入耶尔德兹皇宫旁观苏丹做礼拜。这也给了作者近距离考察和描绘苏丹的机遇。作者的第一个体会是,“耶尔德兹宫的庄重并不能填补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缺失的小我私家魅力”。这一判断似乎正好印证了“他是唯一适合担任君主立宪政府首脑的人”。以是,若是人们尊重奥斯曼帝国新确立的宪政,自然也就应该在公开场合认可苏丹。当面临苏丹时,作者说:“你会以为他是一位操劳过度的老人,而不是一位罪行累累的昏君。”在新的议会开幕后,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乐成地调整了自己的公共形象;同时改变的另有耶尔德兹皇宫的运行方式

耶尔德兹皇宫

伊斯兰教长(谢赫-乌拉-伊斯兰,Sheikh-ul Islams)在大部门关于奥斯曼-土耳其的近代叙事中都是被忽视的人物。然而,作者指出,“在很大程度上,土耳其革命能够和平竣事有赖于谢赫-乌拉-伊斯兰”。他进一步注释说,“要害时刻,谢赫-乌拉-伊斯兰没有犹豫,没有妥协,勇敢站了出来,宣布自由运动和宪法相符伊斯兰圣法。因此,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妥协了”。迥异于在其他文献中的缺失,作者对谢赫-乌拉-伊斯兰可谓不惜赞誉——“他是一名睿智的外交家”;“谢赫-乌拉-伊斯兰是土耳其的大法官”;“他是一位学者”。而且,作者还透露了一些细节,如:谢赫-乌拉-伊斯兰说土耳其语,但一样平常阅读通常是法语出书物。最终,不能遗忘的是,“谢赫-乌拉-伊斯兰由阿卜杜勒·哈米德任命”。

关于青年土耳其党,作者以为“最显著的特征是年轻”。以是,相对于其他的革命,“1908年的革命是一场由年轻人向导的革命”。在革命乐成之后,统一与提高委员会的向导并没有贪功,也没有大肆挥霍,而是将政府权力交付给有履历的官员。作者说,“青年土耳其党人的主要性格特征是谦逊”。统一与提高协会乐成的主要窍门是他们“低调的行事作风,以及将人民配合事业放在小我私家志向之上的刻意”。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成为其主要难题。“没有一位统一与提高委员会成员将革命取得的成就视为自己或其他成员的小我私家成就”。革命自己才是目的。青年土耳其人期望“自己成为一个教育机构”。然而,他们的失败恰恰在于“无法动员宽大民众”。

作者最显著的私见体现在英国与土耳其的关系上。他说,“英国是土耳其旧政权最大的敌人,这一事实被以为是新政权最应向英国表达感谢的地方。英国和土耳其之前的敌意成为两国现在友谊的保证”。这特别是相对于俄国对奥斯曼的政策而言的。英国愿意或者希望担任土耳其改造的导师。固然,作者也有更大的期待,也即天下和平。他以为,“若是奥斯曼帝国的改造是真诚永远的,那么近东问题将得以解决”。他提倡一个以土耳其为中央的巴尔干同盟,这被视为是一个制止“天下大战”的方案。

革命遗产:统一与提高委员会之路

荷兰著名土耳其专家小许理和(Erik J. Zurcher)将青年土耳其人称为具有相似靠山、履历和头脑的“显明一代”(a remarkable generatI.N)。他们多数来自都会的知识家庭,享有一个“世俗的、欧洲倾向的高等教育靠山”。这一代人履历了宪政革命、一战、自力战争以及土耳其共和国的确立。同时,他们也出现出了代际交替的运气。当1908年的宪政革命取得乐成时,青年土耳其党的早期首脑却被清扫在外。更主要的,统一与提高委员会向导的奥斯曼政权在一战中的失败,恰恰给了“穆斯塔法·凯末尔逐步确立其至高职位的机遇”。

青年土耳其党人之代表凯末尔、恩维尔

1909年4月的反革命被镇压后,马哈茂德·谢维克特(Mahmut Sevket)帕厦作为土耳其三个团体军的指挥官掌握了实权。统一与提高委员会主导的议会通过了一系列立法。特别是,议会获得了缔约和立法的权力,苏丹的权力则受到了限制。鉴于之前反革命的教训,统一与提高委员会不停集权化,并增强限制反对派的流动。为此,1912年,他们不惜操控所谓的“大棒选举”。1913年,恩维尔帕厦发动“高门政变”。在6月组成的新内阁中,统一与提高委员会的三位成员——恩维尔、塔拉特和杰玛尔(Cemal)——最终控制了中央政府的权力。他们的统治将一直连续到一战竣事。

真正决议奥斯曼帝国运气的是国际政治。1911年9月,意大利向利比亚沿海都会发动周全进攻。恩维尔帕厦率领青年土耳其党的军官奋勇作战。在受阻的情况下,意大利转而怂恿奥斯曼在巴尔干区域的属国。1912年10月,黑山、塞尔维亚、希腊和保加利亚先后向奥斯曼帝国宣战,是为第一次巴尔干战争。在1913年的《伦敦条约》中,奥斯曼帝国失去了除伊斯坦布尔之外的险些所有欧洲领土。1913年6月,保加利亚夜袭塞尔维亚和希腊军队在马其顿的据点,从而引发了第二次巴尔干战争。恩维尔帕厦乘隙收复了色雷斯东部的大部门领土,被称为“埃迪尔内的解放者”。

在很大程度上,巴尔干的贫苦是奥斯曼帝国卷入第一次天下大战的主要促因。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恩维尔帕厦是在没有经由内阁充实讨论的情况下就加入了德国与协约国的冲突。这可谓是统一与提高协会专制统治的最佳例证。战争发作后,恩维尔帕厦更是希望动用伊斯兰教的气力来发动圣战。青年土耳其人似乎正在倒戈自己的革命理想。一战也成为奥斯曼帝国的墓穴。

1918年10月,奥斯曼帝国的代表签署了息兵协定。英国、法国、意大利和希腊的团结战舰占领伊斯坦布尔。在这之前,恩维尔、塔拉特和杰玛尔则早已逃离。1919年5月,希腊军队在伊兹密尔上岸。曾经在守卫加利波里的战争中声名鹊起的穆斯塔法·凯末尔前往萨姆松(Samsun),并辗转与之前青年土耳其党的将军们取得联系。1920年的大国民集会确立了民族自力战争的目的,其功效则落实于1923年的《洛桑和约》。土耳其在共和国的旌旗下迎来了新生。

巴克斯顿曾称,“在人类为争取自由、表达自我举行的不懈斗争中,青年土耳其党取得的成就是对专制政权一次有力、实时、直接的袭击”。然而,在1909年4月的反革命政变后,统一与提高委员会的首脑似乎走上了与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类似的统治门路。而且,第一次天下大战最终为奥斯曼帝国的溃逃划上了句号。有意思的是,对伊斯兰势力的提防成了土耳其革命的一根喉刺。这反映在1925年对库尔德民族起义的镇压,以及20世纪后半期的三次军事政变。“统一”与“提高”作为青年土耳其党人的两大口号,倒是成为土耳其革命的永恒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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